抗战后期，金庸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。金庸的父亲本来希望儿子晋身政界，成为社会贤达，但是少年性格反叛的金庸，并不想做政治工作，于是选择了当外交官，作为终身职业。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经营的，是国民党培训干部的地方，毕业生出来都不愁出路，马上可以在党政系统找到差事。同学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，一些学生充当国民党特务，动辄在学校内以“异己分子”为名打击不同意见的学生，甚至拳打脚踢。金庸写了一篇大字报，批评在背后支持闹事的校务长（即实际校长）。校长在国民党派系的压力下，只好请金庸退学，金庸找到了表兄，蒋百里之侄蒋复璁——中央图书馆馆长，在图书馆内工作。在一年时间内，金庸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的作品，丰富了他的文学素养。金庸最喜欢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小说，如大仲马、司各特、斯蒂文生、雨果的作品。后来他也阅读了希腊悲剧、狄更斯的小说等等。一年的图书馆工作，大大丰富了金庸的眼界，不能不说是把坏事变成了好事。附带一提，金庸看书有一个特别的习惯，他总爱把一本厚书的内页撕开，拆成几叠，一叠一叠地来看。凡是他看过的书，都变得零散了。但那是后来自己有钱买书之时的事，在图书馆中当然不能这样办。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，金庸入杭州的《东南日报》做记者，后又凭藉堂兄查良鉴关系，得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。1947年，金庸考入上海《大公报》，1948年被报社派去香港，参加《大公报》香港版的筹办工作。同年11月10日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《和平无望论》社评，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。之后，金庸又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前后工作了十年。由此金庸便与香港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金庸在《大公报》工作的十年期间，起初是对新政权非常支持的；随着新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，金庸对此种新政权迷茫不解，而且最好的朋友又被当地政府逮捕拘押，最终发展到对新政权采取疏离的立场。 金庸对新中国的支持，在“两航事件”中可见一斑。1949年11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月，在中国南方、大西南，解放军与国民党的战争仍在进行。1949年11月9日，两家国民党的航空公司——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，在两航总经理的策动下，宣告脱离国民党，改为归附新中国。中国航空公司的十架飞机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两架飞机，同日由香港飞抵北京。两家航空公司仍留在香港的飞机，共有百余架，这是一批非常可观的资产，于是，国民党与共产党展开了争夺这批资产的行动。 国共两党争夺资产，并不局限在两航事件上，一些原国民政府在香港的资产，也在争夺之列：例如铁路局在香港的资产。1949年11月12日，北京铁路部衡阳铁路管理局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发表声明，指出新生的中国政府要接管前粤汉、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管理局所辖的铁路及一切财产，包括三局存放在香港、九龙的器材，以及由广州偷运到香港的汽车等。至于存放在香港银行的存款，亦由新中国接收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