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概因为创刊时的立场过于隐晦，在以后的日子，《明报》不断地在各种场合，向读者解释自己的立场。《明报》首先提到，“本报乃真正立场超然”。1959年10月16日社评再提，“本报自称不左不右，绝对中立，……真正中立者惟《明报》一家”。 1960年2月21日社评：“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，也不是反共人士。……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能享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，人民真正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，选举政府工作人员。我们希望老百姓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，不受剥削、不受压迫。” 《明报》创刊一周年，1960年5月20日社评又借机会向读者介绍《明报》的立场：“……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，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。……本报的报名叫做《明报》，我们曾向读者说明，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‘明辨是非’之信条。……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。”到了接近《明报》创办二周年的日子，《明报》社评再一次申明：“……我们的目标如下：1.严格遵守公正无私、不左不右的立场，拥护中国人的利益、香港人的利益。……认为中国这个国家，比共产党或国民党重要，更比美国或是苏联值得我们爱护。……5.《明报》虽为小报，但博大有容，不害怕，不拒绝任何方面意见。” 在《明报》草创时期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利用各种机会，表明报纸中立的立场，最基本的一个原因，是不希望读者把《明报》看成是派别的报纸。 事实上，对左派报纸阵营的人来说，他们是把《明报》看成是左派阵营的一分子，认为多了一份《明报》，就多了一份朋友的报纸。左派报章如《大公报》、《晶报》的一些编辑、记者还向《明报》投稿，或介绍友人为《明报》写稿。《明报》头版上的许多头条社会性特稿，就是左派报纸的记者、编辑提供的；《大公报》的编辑潘思勉（潘粤生的胞兄），是其中一位经常投稿者。《明报》第一号头版有关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译文，就是潘思勉翻译的。《明报》的港闻组记者出外采访时，没有汽车，也是坐上左派报纸的汽车，一同采访的。 金庸本人，在左派《大公报》工作十年，继而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制作公司当了两年多全职编剧兼导演。金庸以金庸为笔名的武侠小说，长期在左派报纸如《新晚报》、《香港商报》连载。从1955年到1960年的《新晚报》报庆，金庸都被邀为《新晚报》报庆撰文祝贺。在《明报》陷入经济困难时期，新华社香港分社也主动提出，供应白报纸给《明报》。金庸为了保持《明报》独立的编辑方针，以国产白报纸拉力不足为理由，婉言拒绝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