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9月27日，金庸所写的《神雕侠侣》，在小说版消失了。编者在版内解释，是作者有病，暂停一天。到了9月28日，《神雕侠侣》仍未见刊，编者说“金庸先生不适，读者函电纷驰，小说明天见报，神雕迷请释念”。由于金庸拥有一定的武侠小说迷，《明报》在草创期的副刊改革，其中一项重点，就是要把《明报》变成武侠小说迷的武侠世界。于是除了有金庸的《神雕侠侣》之外，还不断增加新的武侠小说。如1959年11月推出的《广东儿女闹中原》，12月推出的《影星表演武林拦门枪》。1960年1月28日（农历正月初一），《明报》推出“无敌阵容”，一口气推出八篇武侠、言情、冶艳小说。武侠小说占了三篇，《大明英雄帖》、《剑客争雄记》、《八方风雨会中州》，号称“本报又一武侠新贡献”。2月开辟“讲武堂”专栏，与《明报》读者一起讨论武侠小说内之情节。“讲武堂”开宗明义，是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侠士以武识交，本堂以文讲武，文韬武略全包”。同月，推出《情侠双姝》，并强调作者崔君揣摩金庸之《碧血剑》、《射雕英雄传》三年之久，乃成此书。2月底推出皇牌武侠小说《七步追魂掌》；3月推出《嵩山异人传》；3月底推出《我是山人》，介绍南派五大名家中李家拳之开派历史，又推出《罗浮潜龙传》，一版小说版当中，九个专栏，六个是武侠小说。为了巩固《明报》是刊登武侠小说最权威的报纸的形象，《明报》进一步把金庸《书剑恩仇录》的主角人物，搬至六十年代的香港来演绎，于是推出《红花会群雄大闹香江》的幻想小说。（1960年2月21日《明报》）1960年8月31日《明报》的一段启事，很明确地把《明报》企图以金庸为中心筑构一个武侠小说世界的野心，表露无遗。“本报武侠小说之佳，众所共知，而本报读者，亦十之六七为武侠小说爱好者。近数月来本报销数激增，为酬答读者诸君爱护雅意，又以重金礼聘得三位名家撰写武侠新作，于本个月内陆续推出。此三篇小说均经金庸先生亲自审阅，评为佳构，实非泛泛者可比。本报武侠小说水准甚高，若非名家力作，不予刊载。读者诸君只须连阅三日，即难放手，此可先行保证者也。”这一个时期，《明报》还是认为其主要读者对象，是武侠小说迷。武侠小说过多，也有一些反效果。《明报》读者明如镜在1963年2月15日致函“自由谈”，要批评《明报》：“……武侠小说太多，现在七篇长篇武侠小说，几占全部副刊篇幅一半，当然《明报》以武侠小说知名于时，但抚心自问……读者追七篇武侠小说，我看张无忌和慕容清也会混淆不清了。” 1959年，《明报》挣扎求存。金庸当时是武侠小说作家、电影编剧家、影评人知名于时，对于怎样令《明报》生存下去，也感到非常彷徨。他不断地改变副刊内容，改变新闻路线，甚至抱病撰写武侠小说《神雕侠侣》，希望增加报纸销量，《明报》的几位小伙子——潘粤生、雷炜坡、韩中旋、诗人何达等，文采过人，以报馆为家不眠不休，不断有独家报道，希望增加新的读者群。主管财务、印刷、出版、广告、发行的小股东沈宝新，不断钻营，拉广告，争取最好的印报时间，令《明报》提早出纸。尽管有上述的种种努力，《明报》销量，始终徘徊在数千份之间。虽然在1959年年底已开始赚钱，但仍无发展前途。1962年5月大量中国大陆移民潮涌入香港，《明报》的销量，才有了一个飞跃。金庸把《明报》的发展，归纳为两个关键阶段，一个是1962年移民潮，一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。这也显示了《明报》的发展，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发展关系密切。 在政治取态上，《明报》一如其他小报一样，在政治上采取中立，并不想有政治立场，这样可以避免卷入左右派的政治争论中；而当时讨论政治、“中国明天”这类大题目的，是大报及政党报纸。然而，历史的发展，却一步一步地把《明报》引向大报行列，引进了最激烈的政治争辩之中。 考察《明报》创刊的动机以及《明报》在最初两三年的经营状况，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： 1． 《明报》创刊之初，甚至没有社评，只是在第十八号（1959年6月6日），《明报》由四开纸度改为两开纸度的第一天，才重提“明辨是非”、“公正与善良”。而《明报》日后经常指称为社训的“有容乃大，无欲则刚”八字，本是1962年6月副刊“自由谈”编辑室的“座右铭”，后被引用为《明报月刊》的编辑方针。 2． 《明报》创刊之初，为了争取广大低下阶层的读者支持，不断改变内容，至于大办马经版，也是为了增加销量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