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金庸：“金庸出身于《大公报》，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。我们决定刊登‘五月人潮’的消息，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？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？” 传媒的发展，与社会的环境变迁，有很大的关连。六十年代初期一次对香港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，是1962年中国大陆移民大量涌入香港，使香港人口由三百二十万增加至三百五十万人。至于五十年代暂居香港的大陆移民，他们原本没有长久居留香港的意图，到了六十年代，思想状况亦起了变化。香港政府在五十年代不为移民安排任何长远安置计划，也是因为政府无法确定移民是否成为香港永久居民。周永新教授的《目睹香港四十年》一书中提到：“到了六十年代初，战后来港的，已打消返回家乡的念头。对他们来说，香港虽不是理想的地方，但遥望深圳河另一边，大跃进后是大饥荒，亲人从大陆不断写信来要求接济，相比之下，香港是人间天堂。” 涌入香港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，既有思家之念，却又碍于现实环境，不敢归家。他们的思念，转化成为对中国大陆资讯的渴求。《明报》能在激烈竞争的报业环境下生存下来，并且得到发展，正是因为《明报》改变编辑方针，迎合了社会的需求。这种编辑方针的改变，是有意识地进行还是无意识地？是谁在推动这种转变？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，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主要事件。1962年至1966年，国际社会动荡不安。在许多国际事件中，中国大陆都是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。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和国际共产运动上的矛盾，从六十年代起日益尖锐。到了1962年，双方各自公开在官方宣传媒介上互相批评，在国际共产大主义会上也互相指责。到了1964年，中共认为中苏共之间的矛盾，已经到了“敌我矛盾”的地步。共产国际也分成了两大阵营，一是以苏联为首，包括东欧国家在内；另一是以中国大陆为首，包括北韩及阿尔巴尼亚。其中如古巴、外蒙、北越和拉丁美洲、非洲的共产党，都保持中立或倾向中国共产党。 从1962年到1966年，地区的热战不断。 1962年中，印度军队屡次入侵中国新疆、西藏领土。1964年马来西亚与印尼发生军事冲突，1965年印度与巴基斯坦边境发生军事冲突，而美国则日渐扩大在北越的军事行动，高棉共军也在抢夺政权，中南半岛烽火处处。 这一连串国际事件，都引起了香港知识分子的关注，而中共与台湾国民党的持续斗争以及中国大陆的局势，更是香港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