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刊载的多为游戏文字，第一天刊登了“助娠会”小说，并于文章前注明为“游戏文章”，也有诗词、长篇翻译小说等。读者对象为社会一般士大夫阶层及工商界人士。尔后“自由谈”内容偏重于诗文、闲话、游记、琐录等，一直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的阵地。1932年年底黎烈文为“自由谈”主编，扬弃消闲式的来稿，主张来稿所论，“应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，决不敢以茶余饭后消遣之资的‘报屁股’自限”。“文艺之应该进步与现代化，需要进步与现代化，乃是当然的事实……我们对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立足点，都是要牢牢站定的，那便是一些插科打诨，一些装腔作势，我们也不敢随便应付。”黎烈文及张梓生主编了近三年的“自由谈”，在左翼作家鲁迅、茅盾的主导下，与保守派和右派展开不下三十场笔战，包括“论大众语”的争论，“论翻译”、“论批评与谩骂”以至于“文人相轻”、“京派与海派”等等。由于编辑方针兼容并包，在争论中形成百家争鸣，引起读者注意，培养了一大批新的作者，也凝聚了一批思想较为左倾的作者。 但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，“自由谈”主编黎烈文不得不“吁请海内文豪，从兹多谈风月，少发牢骚，庶作者编者，两蒙其休。若必论长议短，妄谈大事，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，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，陷编者于两难之境——未免有失恕道。语云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。区区苦衷，伏乞务鉴”。（1933年5月25日）历史上的“自由谈”副刊，除了可以在风花雪月的范畴内极度自由外，在政治领域内则极度不自由。金庸反对以“自由谈”命名，原因也在于此。然而潘粤生与董千里终于说服金庸沿用“自由谈”之名，主要的原因，还是金庸很喜欢“自由”一词，而办这个副刊的目的，也是请读者、文人来谈论国家大事，也很有“谈”的味道。于是便沿袭了这个名称。上海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所不能畅所欲言的禁区，到了1962年的香港，反而找到了延续的生命，可以“自由”而“谈”了。 书生色彩的“自由谈” 《明报》“自由谈”初期，每星期见刊一次，第一期刊登的稿件并不多。十二栏中，约有九篇文稿，一为“自由谈”创办成立，一为“发刊词”，两篇为谈论“西片之译名”及“杨贵妃”影评。另外三篇文章，在政治立场来看，一篇是批评大陆的，一篇是拥护大陆的；还有一篇文章是既批资产阶级，也批无产阶级。1962年6月17日《明报》“自由谈”第一期，批大陆的文章是龙金王的《大炮稿何必征求，实且转载论》： “……香港报纸四十余家，其中不乏‘车大炮’车得精采之作，1957到1959，有些报纸，进入‘车大炮’最高潮，……‘一亩地产谷二十万斤’那一则，总是夺标呼声最高之作，……这个大炮车过后，二十万斤谷子，不知去了哪里，于是乎老百姓饿肚皮，冒死逃亡，得壳眼泪。……”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