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报》自1964年1月起，第一版不再刊登香港新闻（重大港闻发生者例外），改而刊登中国大陆的新闻。头版中还会有一个“大陆小事”专栏，有四五则各长四五百字的文稿，主要内容摘录自内地报章，谈论社会、生活、文娱、名人动向等。头版亦会转载外国报刊的特稿，如曾分六天转载法国《星期六晚邮报》一篇《平视红色中国》特稿。（1965年1月24日）美国记者史诺的《毛泽东会见记》，也在第四版，分十四天刊登。（1965年2月7日）刚登完史诺的专文，又会接着刊登日本《朝日新闻》社评评论史诺的文章。 （1965年2月20日）这一类内幕式的转载，也有助《明报》塑造起中国事务权威者的形象。 知识分子动向的消息，《明报》的报道篇幅，也大于香港其他报章。如蜚声国际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1965年1月3日在香港短暂停留，与阔别了十九年、由大陆到港的父亲及兄弟相见。《明报》用了头版全版来报道，还刊登由记者陈非、章亮所写的特写《温文尔雅杨振宁》。《明报》社评 （1965年1月4日）以《杨振宁挥泪别父》为题，借题发挥，批评大陆的教条主义者。又如港大学生会为了在讨论中使用英语或华语而起纠纷，《明报》也会作出评论。 新闻以外，《明报》在副刊也组织了许多专栏，讨论国事。如周青的“北望神州”、黄爱华在“自由谈”上发表的“论祖国问题”系列、曾雍也“明天的中国”系列、向中“中国的出路”、高雄以三苏为笔名的“怪论连篇”、董千里的“项庄谈舞剑”和徐慧之的“明窗小札”（徐慧之的专栏主要由金庸执笔）。《明报》的许多编辑方针和政策，如果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，往往就借用徐慧之的名义，在“明窗小札”上透露出来。《明报》为了适应国际局势的发展，而调动了报社的大方向，也是首先在“明窗小札”上透露出来的。 1963年1月17日，“明窗小札”中为《明报》的立场再加以明确的界说： “……我们的立场，是积极中立，明辨是非。……所谓积极中立，并不是消极地既不亲共也不亲台，既不反共又不反台，更不是什么第三势力、中间路线，尼赫鲁式的不结盟主义、狄托式的修正主义，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，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对待，凡是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，我们赞扬之，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，我们反对之。” 1964年1月12日，《明报》增刊《东南亚周刊》，随《明报》附送。金庸在第一期发刊词进一步论述报纸的责任：“我们共同相信真理，报纸的责任，是在尽可能将真正的事实向读者报道，不可有丝毫歪曲。这些事实可能对某些人不利，可能为某些人所不愿听闻，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，乃是报道事实。”1964年10月13日，也就是《明报》与《大公报》论争前十二天，《明报》社评引述了新记《大公报》在1926年提出的“四不方针”其中两项——不党、不盲。“《大公报》总编辑张季鸾发表《本社同仁之志趣》，提出‘四不方针’。四不为‘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’。”《明报》认为，“报纸的责任，在于一本良心，认为对的就说对，……如果和某一政党有了固定的关连，甚至是经济上的联系，那么决计不可能有什么公正的见解，……不是东摇西摆地做墙头草，那是新闻学中可贵的‘不党、不盲’原则”。在这一篇论述之中，已经可以嗅到《明报》社评所指的是什么报纸了，《明报》与《大公报》展开论争，那是毫不为怪的事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。 |
